伯格蓉（Bergeron）
电话的铃声响彻我们位于渥太华的小单位。“亲爱的圣母玛利亚，”我祷告：“在我接听之前不要让它停止。”
我从摇椅爬起来扶着墙壁，痛苦地一步一步移向电话。每一步都为我的膝盖和腰带来刺痛。廿二年来我都受尽风湿的折磨，今年冬季情况更严重，我无法外出，寒冷的加拿大气候冻僵了我的关节。生活上最小的环节包括听电话都几乎无法应付。
我终于拿起电话，是我的儿子，住在安大略省布罗克维尔（Brockville，Ontario）的盖伊（Guy）：“妈妈，你认识罗摩·莫斯（Roma Moss）吗？”
我当然认识他。他也像我一样不良于行。医生把他几节脊柱连起来了，他现在既不能弯腰，也不能坐下。“怎么了？”我满心恐惧地问：“他死了吗？”
真奇怪，现在我回想。我从来不向好的方向想，永远期待坏消息。年复一年医生对我说：“你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坏。”我已经相信有病的人一定会每况愈下直到死去。
“不是，妈妈。”盖伊兴奋地说：“莫斯先生没死掉，他得医治了。他现在能走，能弯腰，行动自如！”
“什么？”我粗声地问。我并不高兴，反而感到被威胁。为什么他得医治而我们却活在悲惨中？
“他去了匹兹堡，妈妈。”盖伊快乐地说：“去凯西·库尔曼的聚会，在那里得医治，你为什么不去匹兹堡呢？或许你也能得医治。”
我听过凯西·库尔曼的事，甚至看过她的电视节目，但我觉得医治是给别人的，不是给我的。“噢，我连走出室外也不能，怎可能到匹兹堡呢？”
盖伊说每星期有一班免费巴士从布罗克维尔（Brockville）开到匹兹堡。他求我：“让我为你订个位。”
我不想，站着说电话也令我很疲倦，我的身体被关节炎弄得又弯又肿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。
我想起几年前，在一个孙儿的生日会里，我们玩了一个游戏。他们蒙着一个小男孩的眼，让他摸各人的手认人，他第一个认出我，因为我的指节肿胀，手指像鹰爪那样弯曲。
他所说的医治是怎么一会事呢，难道盖伊以为自己比医生懂更多吗？医生都说我无药可治。我绝望地摇头：“不，盖伊，不要现在为我订位，”我叹气：“我会与你父亲相量，明晚再答复你。”
我挂线，艰苦地回到摇椅上。在阴暗的房间里哭了很久，哭自己老了，又满身疼痛。我回想以往年青，健康，美丽的时候。我记起保罗（Paul）和我刚恋爱的日子。我们真是合衬，他来自法国天主教，我来自苏格兰天主教。一晚，他害羞地轻碰我的手背，然后慢慢握着我的手。他喜欢温柔地触摸我的手，直达我的内心。
现在我无法忍受他碰我的手，太痛了。我又老又皱，像峭壁上的老橡树。我已经不记得没有疼痛的日子，痛楚使我无法让任何人接近我的内心。
那天晚上我向保罗提及盖伊的电话。保罗退休后患了心脏病，影响双脚，走路时一拐一拐。但他鼓励我到匹兹堡，他甚至想和我一起去：“我们没有任何损失。”
“但那地在六百里外。”我辩论：“我不认为我可以忍受一路行车的起伏。”
保罗点头，他当然很明白。但他里面有种催迫导致他不断说服我。我最后同意了。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盖伊。
“你父亲会和我一起去。”我说：“但在你留位前，我想见一下莫斯先生，我要亲眼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痊愈了。”
盖伊很高兴，他说他会安排住在附近的莫斯先生与我谈话。
第二天我从莫斯先生那里听到最难以置信的事情。一位菲利普斯（Maudie Phillips）太太安排他坐巴士到匹兹堡，他参加了凯西·库尔曼在第一长老会的聚会得了医治。为了验证他得医治，他在房子中间站起来，弯腰，手碰地板。他跑步，顿脚，把身体转向不同方向，最后证实他的骨节都像新的一样。
对我来说，最不可思义的是他竟然在一个新教（基督教）里得医治。我从小到大都是罗马天主教徒。在我小时候，加拿大的天主教和新教水火不容，几乎开战。自我还是一个小女孩开始，我已经被灌输如果我进去一间新教教堂，我可能会失去救恩，我连经过一间新教教堂的时候，我也会闭气。
六十八年来，我从未进过那些地方，现在莫斯先生却告诉我他在那里得医治。我很难接受这件事。
“亲爱的玛利亚，这有可能吗？神也爱新教教徒吗？”我想起也发抖。但无可否认莫斯先生得了医治，从前他是残废的，现在完全健康。我咽下口水，咬紧牙关向丈夫点头，我们会去。
盖伊订了位。巴士会在星期四早上出发。
“我们应该告诉神父吗？”保罗问。
“噢，不要。”我坚决反对。“神知道我们到新教去已经够糟糕了，不要再让神父知道。”
这件事压在我心中。如果别的天主教朋友知道我们干了这样的事会怎样反应？然而，我还是决定去。
星期四，保罗很早起了床。当我尝试起来，我痛得尖叫。平时我的关节是在不同时候疼痛，那天早上，剧痛布满我每一处。每一个关节都像被火烧一样，我只能躺在床上哭泣。
保罗从浴室走出来，爱莫能助地站在床边。当我的脚或膝盖疼痛时，有时我也能揉揉减轻痛楚。那天早上，最小的移动和触碰都引发火烧般的痛楚流过我。从未试过痛得这么厉害，眼泪沾湿我的枕头，我连抹眼泪也不可以因为我的手也很痛。我的手心仍然握着昨晚我放在里面的纸巾团，免得手紧抓成拳头，现在撬也撬不开。我想死。
“我不能去。”我哭着对保罗说。“神不想我去那教堂。这是他对我想这样做的审判。”
“不是这样的，妈妈。”他近乎严厉地说：“神想你得医治。他不会这样对你，你一定要起来。”
“我不能去，我不能走路。我甚至无法下床。我不能做任何事情。连活下去也是痛苦的。”
“你一定要去，妈妈。”保罗请求：“神不想你躺在这里等死，试一试，请你试一试。”
移动每一个关节都像在冻结的河流中破冰一样，每动一下有些地方便松脱。虽然痛得难以忍受，我不断前后摆动关节，直至可以把脚垂下床。保罗帮我站起来，我们合力撬开我的手指。
“现在穿衣服吧，妈妈。我们不要迟到。”
穿衣服是痛苦的事，套上紧身褡简直是不可能的。我又开始哭。
“再试试吧，妈妈。再试试，这可能是你得医治的最后机会。”
“我怎能不穿紧身褡？”我哭着说：“太不象样了。”
但保罗不断求我，我最后决定去──没有穿紧身褡。我们困难到走到车子那里，再开到巴士站。
在停车场，盖伊的妻子向我们介绍菲利普斯（Maudie Phillips）太太，库尔曼小姐在渥太华的代表。她亲切，友善又健谈，与我握手。我退后：“抱歉，我不能与任何人握手，要是有人碰我，我会痛得晕倒的。”
她微笑，我感到她的体谅，这令我稍为安心。但与新教徒接触的恐惧又在我里面冒升。
我转向保罗：“我该先到教堂向神父忏悔，不致觉得这么罪疚。”
盖伊听见我们的对话。“妈妈，即使我要抱着你才能使你登上巴士，我也会这样做。”
我让步。菲利普斯太太和司机很细心地扶我上车。每一步，每一下接触都痛得我直叫，终于，我登上巴士坐在保罗身边。六百里路程在前面等着我们。
开车后，菲利普斯太太在走道上走来走去，与人谈话，回答问题，服侍人，像牧羊人照顾小羊。每次她经过我的座位，我都叫住她，我有太多问题了。
巴士上许多人以前都去过，很快他们开始唱歌，我从未听过人这样唱诗。这巴士像一间移动的教会行在郊野中，我从未参与过这样的教会。我很担心，捉着路经的菲利普斯太太。
“这是一辆新教巴士吗？”我低声问。
“不。”她笑起来。“这是耶稣的巴士。很多时我们也有天主教神父同行呢。他们甚至领我们唱诗歌。”
“天主教神父在一辆新教巴士上，怎可能呢？”我问。
菲利普斯太太格格笑。“这辆巴士不分新教或天主教，耶稣也不介意。”
“但我们正前往一间新教教会。”我抗议：“他们怎样祷告？我应该怎样祷告？我可以像平时那样祷告吗？”
菲利普斯太太是那么温柔，耐心，体谅。六七个类似的问题后，她在我身边跪下：“伯格蓉（Bergeron）太太，”她说：“你相信只有一位神吗？”
我感到眼泪在我眼眶中。我不想使我的信仰、教会和神父蒙羞，他们对我都是那么重要。但我怎对这位和蔼、充满爱心的的女士说这些呢？我回答：“噢，是的。我相信只有一位神。我向圣母祈祷，但我爱神。我知道只有神能医治我。”
“那么只要相信他就行了。”她说：“神爱你，但当你不断起这么多疑问的时候他不能做什么。你不如安坐着让圣灵来服侍你？”
我没有那么紧张了，虽然我不太知道谁是圣灵。过了境进入美国后，我甚至睡着了。
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。当我向下望见我双脚的时候，我还在半梦半醒的状态。在我打盹的时候，我不经意地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面，不可能的！我已经很多年无法交叉双腿。我眨眨眼再看清楚，的确是这样。更奇妙的是，我一点也不觉痛。我叫了出来：“怎么一回事？”
保罗望向我，他面上的表情很古怪。我太兴奋了，没有意识地有些事情也发生在他身上。他喃喃地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我再看看我的手。我的手指，一度弯曲，肿结得那么严重，现在完全伸直了，并且一点也不痛。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又再说。
“你没事吧，妈妈。”保罗说。
“听着。”我耳语：“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他们会以为我在幻想。”
“幻想什么？”保罗说。
“看看我的腿。”我小声说：“我可以交叉双脚，一点也不痛。再看我的手指，它们也不痛。我的手指可以伸直了，像小女孩一样。我竟然未到匹兹堡便在巴士上得医治！我在这辆新教巴士上得医治！”
保罗摘下眼镜，满眼泪水。起初我以为他为我流泪，但很快我意识到还有其它事。“你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“有些事情正发生在我身上。”他口吃地说：“当你睡觉的时候，我也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感到很温暖，好像一道暖流从我的胸口流到腿部，强烈得我看不见任何东西。我瞎了。然后你醒来，我才回复视力，我想，我也被医好了。”
这时巴士驶进一个休息地点。菲利普斯太太走过来：“我们会在这儿休息一会喝杯咖啡，让我帮你起来。”
“不用了。”我说，大声笑起来，不管旁人怎样想。“我能走！我能自己上下楼梯。”
我站起来下车，丈夫在我后面。到了停车场，许多人围着我：“伯格蓉太太，为什么你……”
“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”我说，喜乐自我里面涌出：“但我已经有廿二年没有试过这么舒服了。”
星期四晚上，我们在匹兹堡一间酒店休息。上个月我才求医生帮我解决这痛楚：“看我的膝盖和手指，我痛得无法睡觉。”
他温柔但坚定地说：“伯格蓉太太，我们无能为力。家母至死也是和你一样。医生只能给你一些止痛药。”于是，他为我开药，早上吃的，吃饭时服的，晚上用的。吞一颗药丸便是吞下十一仙。
那天晚上我的药丸一直留在行李中。我一颗也没有吃，头一碰在枕头上我便睡着了。我从未睡得这么安稳。廿多年来我都只能仰卧或俯卧，那夜我像小孩子那样打侧倦曲睡觉。
四时左右我便醒了，酒店房间仍然漆黑一片，我感到精力充沛，急不及待要前往那个神迹聚会，即使是一间新教教会。
前一天晚上，菲利普斯太太对我说，当我说：我爱神并知道只有他能医治我的时候，她觉得我会得医治。她引用一节经文：“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”（启十二11）无论如何，我只知道，像莫斯先生，我变成另一个人了。保罗也一样，他的心脏病消失了，他觉得自己像个新人。我们都健康极了。
我们听说要在会堂门口等几小时，我怕自己站不了这么久，自备了一张小凳。结果，我完全不需要它。我在第一长老教会门前站了三个半小时，希望找到有需要的人把凳给他。已经很多年我不能连续站十分钟了，现在手中拿着凳站了几小时，享受每一刻。
大门打开，人群涌进去，库尔曼小姐上台，聚会在荣耀的音乐中开始。几分钟后，她暂停唱诗并说：“我知道当中有位来自渥太华的女士在巴士上就得了医治。”
她说的是我。我和保罗接受了她的邀请上台。我忘记了自己正在一间新教教会，甚至忘记了我正站在二千五百人前。
我很感受到库尔曼小姐对人，例如对我，一种很特别的爱。我不假思索地照她的提议顿足，拍手，弯腰碰地，在这么多人面前！
由于我是第一个上台的人，我不知道当库尔曼小姐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有什么事情会发生。她伸手按着我的肩膀，忽然我觉得要向后跌。“噢，糟了。”我想：“我在做什么，我怎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躺下？”
但我无法制止。好像天开了，神伸手触摸我。我很高兴有位高大的男士在我堕地前扶着我，否则我可能会从这新教的讲台一直滑到地窖。他轻轻把我放下。
我爬起来，很惊讶全身一点疼痛也没有。“谢谢你。”我咽哽着对库尔曼小姐说：“真的很多谢你。”
“不要多谢我。”她大笑：“与我无关。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还未到这里已经得医治了。我没有任何能力，神才有能力，要感谢他。”
我回到座位开始赞美神。人们在唱歌，像在巴士上一样。不同的是现在我不再介意什么新教了，我也想一起唱。由于我不知道歌词，只好跟着旁边的女士唱。我知道那是很难听的，因为我总是比别人落后一句，但我没有办法，而我也不介意。我太高兴了。当身边的人举手赞美神，我也一起举手。廿二年来第一次举手，是在敬拜赞美里面。所以我继续唱着，纵然比别人落后一句。我举手，流泪，为得医治称颂神。
回到布罗克维尔已是凌晨二时了，当我们的车子抵达盖伊的家，他站在门前迎接我们。我踏出车门“妈妈，你的身体怎样？”他问。
在他家中等候的朋友围上来。“不用问了，看看她！”他们大叫：“看！她完全好了！神医治了她！”我三更半夜在客厅中起舞。“噢，妈妈！”盖伊拥抱着我。他哭了，其它人也一起哭，我却没有，我只是欢欣跳舞。
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三点了，我打电话给女儿珍妮（Jeanne）：“我得医治了。”我对着电话叫了一篇又一篇：“我得医治了。”
“母亲？”她充满睡意地回应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我再没有关节炎了。”我笑：“打电话告诉所有人，我再不是病人了。”
当我睡觉的时候已经是五时了。我连续廿四小时未睡觉，仍然精力充沛。保罗也一样。第二天他和盖伊一起在高尔夫球场走了五个洞。噢！神对我们真是太好了。
星期天下午，我们的另一个儿子，皮埃尔（Pierre），带同妻子儿女，要来看我是不是真的痊愈了。皮埃尔从不同角度观察我，面上绽出灿烂的笑容。“妈妈，你得医治了。现在除非一辆大货车辗过你，你将会长命百岁。不过，即使真有大货车，我为它担心多过为你呢。”
我的一个孙女，米琪尔（Michele）尖声说：“妈妈，你去匹兹堡的时候，我在学校里举手祷告：耶稣基督，医我祖母，他真的做了。”
我七岁的孙儿和应：“现在，你不用再像企鹅那样走路了。”
神的工作不只如此，他不单医治我的身体，也改变了我的态度。像许多活在痛苦中的人那样，我也变成一个性情乖戾，很难相处的人。我一直不察觉这改变直到我听见媳妇和珍妮说电话：“还有另一个神迹。她不单只没有了关节炎，还没有再唠唠叨叨。有些奇怪的事情在她里面发生了。”
接着，星期天，我要求全家人和我一起到圣心教堂。我告诉神父：“神医治了我的关节炎。”
我希望他真是明白我的意思，所以我带了库尔曼小姐的书发给神父一人一本。
两星期后我去见医生。当我走进去的时候，护士惊奇地说：“伯格蓉太太，发生了什么事，你看起来精神极了。”
几分钟后医生走进候诊室。“医生，你好。”我说：“你看，我再没有关节炎了，看我的膝盖和手指，看我走路！”
他站在房间中央，看着我四处走动。然后他拉着我的手检验，又看我的手腕。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”我大笑：“你在想，伯格蓉太太没有了关节炎，却发疯了。”
他也大笑然后领我进他的办公室：“不是，我不认为你疯了。”他很认真地说：“你的病是绝望的，不能治愈的，但你却好了，所以我想不通。”
我从手袋取出库尔曼小姐的书：“医生，读这本书，你便会把所有病人送到匹兹堡，然后，你便要另外找工作了。”
他再次笑起来，取去书，搭着我的肩膊：“那我便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人了。”他说：“只要看见每个病人都像你一样健康快乐。”
一个月后，我和保罗再次登上巴士前往匹兹堡，这次连同十七个家人和朋友一起出发。一个年青的天主教神父也同行，一路上我们唱诗赞美。
一个女人问我：“你是为库尔曼小姐工作的吗？”
“不。”我回答：“我是为神工作的。”
一直以来，当我有事求神的时候，我怕直接对耶稣说，便求圣母玛利亚代我转达。现在我明白神很爱我，我不再怕他了。当我祷告，我会说：“是我，伯格蓉太太。”他总是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垂听。这就是神。
摘自[Come-jesus.com]，特此鸣谢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