浪迹天涯、出死入生

张伯笠牧师　口述
郭秀娟姊妹　整理

	张伯笠，黑龙江省望奎县人，中国青年报导文学家，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。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大陆、台获文学奖，其获奖作品包括：《哈木哈木》、《中国星火》、《通向大海之路》、《逃亡铁幕内》等。 　　　　一九八九年，张伯笠参与领导天安门民主运动。历任北京大学《新闻报导》总编辑、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、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、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等职，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后中国政府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。 　　　　“六四”后，张伯笠逃往苏联，后被KGB（克格勃——前苏联国安会）遣送回中国。就在那冰天雪地的途中，在他生命险将终结时，神拯救了他。然后，张伯笠在中国东北的深山老林里渡过了两年的野人生活。两年后他逃到美国，曾担任过《中国之春》杂志社主编、“民联阵”副主席、理事长等职。 　　　　一九九六年圣诞节，张伯笠听到神的呼召，立志为主作见证——不做别的，只传基督。
于天安门广场扛着自 制的北大作家班大旗

引言

　　　　浪迹天涯的“六四”通缉犯，
　　　　半夜偷渡国境穿越冰冻的大江，
　　　　躲过苏联军队和中国解放军的探照灯，
　　　　却遇上了数年罕见的西伯利亚大风雪，
　　　　死亡的恐惧那样真实地临到，
　　　　这时他想起了姐姐的话……

　　　　九年来，我不断地流浪。

　　　　家乡既遥远又亲近，多少次只能梦回故乡——

　　　　我从小在黑龙江省长大，父亲是县长，对儿女管教甚严，母亲当小学教师，是共产党员，却很慈祥。兄弟姐妹七人，我是男孩中最小的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是好学生、好干部。那时国内号召青年学子效法雷峰，我就是学雷峰的标兵，经常学习扫地、热心帮助同学。北大毕业后，我成了专业作家，作品曾获许多文学奖。为了更上一层楼，我回北大念研究所，娶了最美丽的妻子，如愿生了可爱的女儿。那时，我真是相信：靠我自己，一切都能作成；也自认是个好人，靠自己可以成为像孔子那样的圣人。

　　　　我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理的青年，少年时曾读过苏联作家奥斯托洛斯基夫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，深深地被保尔．柯察金的故事打动，后来自己也成了一名共产党员，幻想着为中国的美好未来奋斗终生。

　　　　当我成为一个作家，我更多地接触中国的社会，了解了人民的疾苦，以及共产党政权四十多年来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后，我开始对我所追求的目标和过去走过的道路产生了怀疑，直至一九八九年“六四”的枪声使我的这一切理想彻底破灭了。

裂变与漂泊 　　　　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，我担任绝食团体和天安门指挥部的副总指挥，那是我人生的顶峰。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枪声一响，生平第一次，失去了平安，我知道靠我自己，我不可以了。前一天还共享一盒便当的同学，许多躺下就不再起来；记得当时我背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同学到急救站，医生找了半天才发现弹孔，这颗子弹只要偏一点，结束生命的可能就是我。

　　二十九岁的我，第一次思考死亡。

　　　　如果此刻生命结束，我将去哪里呢？很早我就知道人除了肉体，还有灵魂。我的灵魂会去哪里？我不知道！然而，死亡离我却只有几毫米。

　　　　六月十三号中央发出通缉令，公布王丹等二十一名学生名单，我的名字也在上面：“张伯笠，男，北大中文系作家班学员…双眼皮、厚嘴唇，东北口音。若有拒捕，可当场击毙。”记得当时，我正躲在一位老友家中，一起喝酒、检讨这次运动，从中央电视台听到自己被通缉，无助地望向朋友，他却有意避开我的眼光，我立刻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

　　　　在大雨滂沱中，我默然离开。走在北方这座陌生的城市，分不清自己脸上的是雨水还是泪水；拿出记满电话的小册子，狠狠地将它撕碎、踩入泥底。此刻，侵袭我的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感觉，因为，我已经失去和一切亲友站在一起的权利！

　　　　我决心不和任何亲友连系，化名王老四，扮成农民，从此和过去的张伯笠彻底告别。两年之久，不曾叫过自己的姓名，那种痛，是很难描述的。我必须独自扛起这次事件的十字架，不论是心灵的还是肉体的。残酷的通缉现实，逼得我走投无路，我开始在偏僻的山庄干活打零工，力气没农民大，地也除不干净，自然受了许多屈辱。那时我总以一句中国古话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来鞭策自己，因为我不干心就这样坐牢、被处决。我时常不平：为什么我们说了真话，要被通缉，而那些杀人的却高高地坐在掌权的位置上？这世界的真理是不是颠倒了？ 恩典与我初次相遇

　　　　几个月后，我来到中苏边境一座小城。

　　　　一个农民接待了我。在这个地方，我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！

　　　　这农民是个基督徒老姐妹。起先我很希奇，中国农村怎么会有基督徒？她家墙上挂着十字架，我第一次看见十字架，感觉非常奇妙，一方面想起自己的命运，满腹仇恨和怨气，我想着复仇雪耻；另一方面我也想起耶稣基督。

　　　　我对基督教并不陌生，读过圣经，也和人辩论过。我在北大的导师是台湾来的陈鼓应，反基督教的。他经常给我看一些如《耶稣四画像》这类反基督教书籍。我很崇拜他的老师殷海光，读了许多他的作品。不过，耶稣的献身精神，一直是我衷心钦佩的。耶稣基督受了多大冤枉——被自己所爱的人钉死！在十字架上，竟然还能祷告说：父神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。我知道自己绝对办不到，每回从被处决的恶梦惊醒，我总是怨恨地说声：“十八年后，咱又是好汉一条！”

　　　　然而，面对这位接待我的女基督徒，我不愿意欺骗她。

　　　　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第一天我就问她。

　　　　“你不是张百签吗。”她不识字，百签和伯笠相差不远。

　　　　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　　　　“你不是上电视了！”

　　　　电视上接连几月，播放我们二十一位所谓学生领袖，在天安门广场的画面。不过，我没被警察认出，竟被她给认出来，我想是神给她的慧眼吧。

　　　　“那叫通缉令！”我告诉她。

　　　　“什么令不重要，能上电视就不容易啊。”

　　　　在大陆，上电视是件大事，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，十五分钟国内消息，十五分钟国际新闻。不像美国和台湾，没完没了的新闻。十几亿人口，能上电视确实不易。

　　　　“我躲在你家，你会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”

　　　　“知——道——！电视上不是说谁胆敢窝藏，严惩不怠吗，这我也知道。”

　　　　“你怎么不怕？”我问她。

　　　　“是神把你带来的，我就不能拒绝！即使坐牢，我想也是为主作见证。”她说得很普通，她说：“你读了那么多大学，应该出来为国家多作贡献，为什么抓你呢？像我这样没有文化的农民，坐牢就坐牢，也不会对国家有什么损失。”

　　　　我想，这真是一个普通农民，所讲最普通的话，但却是最有爱心的话。后来我了解这就是基督徒不同的地方：我最亲密的朋友，在我走的时候没有拦我；而这个我不认识的基督徒，却愿意冒死接待我。

　　　　就这样，我住进她家。

　　　　神实在很有智能，用这样一位姐妹带领我，我称呼她姐姐。她对我的恩情实在远超过亲姐妹，不只救了我的性命，还把我带到耶稣基督面前。

　　“姐姐想让你给我读本书。”

　　　　读书？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咱不就是读书人吗！你说吧，读什么书？

　　　　她从好几层的被子里拿出一本书，那是手抄的约翰福音，还用布包着。原来这里的基督徒，每传一本圣经，各人可保有七天。这回是约翰福音，下回可能就是罗马书或哥林多前后书。姐姐不识字，先生和孩子也没耐心给她读，但这七天即使只能捧着圣经，她也绝不放弃机会。我一打开它，实在很受感动，我了解了：什么叫做“信仰”。

　　　　起初，我只是用一种回报的心情开始读。喝了人鸡汤，自然得为人效力。但是，读完前两章之后，即使姐姐不在，我还继续读。从来没有这样地看圣经，我想我后来也没那样认真地读过圣经。那是一种饥渴，你渴了，他给你水喝。正如耶稣所说：“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，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”

　　　　还有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：“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”耶稣基督这段话，让我心灵非常震动。我想到耶稣死后三天复活的情景，当时甚至异想天开：要是我被枪决了，复活后走在北京街道上，共产党必垮无疑。

　　　　就这样，我不断地给她读圣经，神的话就进入我心里。神的恩典实在很奇妙，如果他让牧师给我讲道，我觉得牧师没我知识高；如果他让大学教授给我讲，我也不见得会信。而神却使用一个最卑微、不识字、没有文化的人，不是给我讲，而是让我给她读。读的是神话语的“原话”，而不是通过哪个传道人的口再讲出来。感谢主，他的话就是这样有力量。

　　　　有一天，姐姐对我说：“老四啊，我们分享分享、交通交通。”

　　　　“也好，咱就讨论讨论吧！”我说。

　　　　“神的话是不能讨论的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每一句话都是神默示的。”她说。

　　　　那时我虽不以为然，也不敢和她辩，免得没鸡汤喝。分享时，她问我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读懂没？接着为我解释：活水就是生命，我觉得她解得很妙。然后她问我：这活水为什么单单给这女人呢？我回答她：福音书记的就是历史事实，耶稣碰巧遇见这么一位妇人，就记录下来了。她不同意，反问我：耶稣三年传道，该遇见多少人，怎么就只记载他把活水给这女人呢？经姐这么一问，我这大学生竟给问倒了。

　　　　姐姐告诉我，她相信这女人是个妓女，才会不断地换男人，总之，是个不洁净的人。她还听牧师讲过，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民族。姐说：你想想看，耶稣亲自传福音给一个不洁净民族中最不洁净的女人，这样，福音明显是给所有人，不排斥任何人。

　　　　我深受感动，没想到她的领悟这么深刻。

河南来的小姐妹 　　　　姐姐家里有家庭教会，来参加的多半是姐妹。我怕危险，他们一开始聚会我就躲入地窖。那是东北农家腌制酸白菜、萝卜的地方，阵阵霉味伴着一氧化碳，气味很难受。总盼着他们早点结束，别交通那么久，我好出来透透气。因此，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聚会。有一天，他们唱的诗歌让我感觉特别平安，先是唱“野地的百合花”，然后唱“耶稣恩友”，还有一首，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：“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，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，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盘算，主内有真平安。”

　　简直是为我而写、为我而唱。这首简单的诗歌，打动了我的心。半年来，我第一次哭了。我也从这些困苦的基督徒农民身上，了解当一个基督徒就不怕风浪，因为他们在神稳妥的怀抱里。

　　　　年底，我决定逃往苏联。临走前，姐姐为我祷告。祷告完，她说：“老四，姐告诉你一句话，不论你遇见什么困难，你向我们的神祷告，耶稣基督是垂听祷告的主。”

　　　　她给我下面条，我一边吃，她一边流泪。这一别，不知是死是活，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面。我感谢姐姐对我的好，我告诉她：这些日子最大的收获，就是认识耶稣乃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这是我从没接触过的真理，我觉得有道理。然后，我问她：

　　　　“姐，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？谁给你传福音的？”

　　　　“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两个河南来的小姐妹。”她回答。

　　　　那是两个十八岁的姑娘，信主没多久。在大陆，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同时，也就成为传道人。这两个小姐妹受洗还不到一个月，从不同的县份，借着祷告、神带领她们，一起来到黑龙江传福音。她们的盘缠只够买单程车票，带着圣经和诗歌、单张，来到东北最偏远的村庄。一个月后，钱用尽了，却没有一个人信主。

　　　　姐作了顿饭给她们吃，问起她们为何来到此地？

　　　　“我们来传福音，传耶稣基督是真神。”两个小姐妹说。

　　　　“这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神。”姐回答她们。然后给了她们半袋米，劝她俩拿去卖了，买车票回家过年，别传什么外国的神了。

　　　　两个小姐妹不死心，来到村子唯一的十字路口，傍晚五点多跪下祷告。她们向主说：

　　　　“没有人归主，我们就绝不回去。主，我们不是你差来的吗？你不是说叩门的，就给他开门吗？现在，请你开这福音的门。”

　　　　大雪纷飞，零下三十几度的低温，将她们冻成雪人。然而，她们一直跪在那里直到深夜近十二点。姐住的村子，约有二三十户人家，都是朴实的农民，不忍心见她们冻死在雪地，纷纷开了门。这门一开，不到三年，姐住的村庄和邻近村落，已有三万名基督徒。

　　　　这就是姐姐的见证。平生第一次，我真正明白什么是祷告的力量。这不是人能做的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刮起了大风雪，我完全找不到路。原来苏联在中苏关系紧张时，内迁一百公里，因此方圆百里内根本无人烟。当时我不知道，难怪东奔西跑就是找不到路。到了晚上，我突然聪明起来，心想：何不回去呢，不然会冻死在这里；下次找对地方，我再过来。

　　　　谁知在大雪纷飞下，根本找不到来时路了。我再也走不动，我明白大概再三四个小时，一定会冻死。极度恐惧之下，我竟看见一个大草堆，赶紧躲进去取暖。但是身体一旦停止运动，汗水和衣服就冻成冰；还有成群的野狼，在附近出没。

　　　　第一次，死亡那样真实地临到。

　　　　回顾自己三十岁的青春岁月，似乎只知道读书。得最好的成绩以炫耀亲友，娶最漂亮的妻子也是为给别人看，我的人生何等虚假，随着死亡，这一切有何意义？那时我心想：如果神让我活过今天，我要做一个真实的人。

　　　　然而，我就要冻死在苏联的荒原里，这是多么悲哀。我宁可死在天安门广场，父母纵然难过，还有可凭吊我的地方。那一刻，我绝望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绝望。突然，我想起姐姐告诉我的话：“老四，你要祷告，耶稣是垂听祷告的主。”

　　　　这时的我，什么方法、什么聪明都使不上了，我只能祷告，但是我没有信心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祷告，我说：“主啊！”这样一出口，就哭了，就说不下去。

　　　　剎时心中有一股暖流涌出来，体会自己还有呼求的对象，人生有时候会走到你连一根可抓住的稻草都没有。然而，我有一位主，他能显神迹，他能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，他能让瞎子看见，他能让海的风浪平静下来，难道他不能让这大风雪平息？

　　　　当我一呼求神，我的信心立刻从零到了百分之百。我说：“主，我知道我死不了。既然你没让我死在天安门，就求你别让我死在这儿。我求你保守所有天安门逃难的朋友，别让他们陷入我这样的绝境。然而，我现在心里很平安，因为我找到了你。我找到了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借着你，我可以到天父那里去。我知道就是死了，我会去你那里，尽避这个真理我发现的晚。”

　　　　这样一祷告，我身体发热，愈来愈热。心里又生出恐惧，想起小时候读过一本科教普及书，叫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有一条说：“为什么人冻死之前会发热？”那是因为身体释放出所有热量，抵御寒冷。所以凡冬泳的人，都有这样的常识，身体一发热就得赶紧上来，否则会冻死。这样一想，我对主说：“神啊，你真听我祷告让我死啊？我是求你让我不死。”死亡的恐惧促使时我拼命祈求：“主啊，你救我，如果你救我，我就为你所用。”

　　　　讲完这话，心里大有平安，我听到神对我说：“你死不了，我要你成为多人的祝福。”这之后，我就昏死过去。

　　　　我时常回想自己得救的这一刻。如果当时神让我遇见一个人，即使是解放军也好，我都会求助于他，而不会向神呼求。这就是人的光景，人的罪性，使人远离神。

　　　　二十几小时后，我被苏联农民从草里挖出来，我成了出土文物，因为全身都冻硬了。他们立刻用热咖啡灌我，记得恢复意识后，我对主说：“主，我感谢你。”望着那大概有一百米宽，两米高，二十米宽的草堆，我知道是主救了我。他们只要挖偏一点，或挖另一个角落，就不会挖到我。而且第二天，整个草堆已被雪掩埋。然而，他们装第二车草，就发现了我。

　　　　苏联农民很有爱心，直唤我：“大巴力士！大巴力士！你为什么到这儿来？”大巴力士是俄文的“同志”。记得列宁曾说：“走到全世界，只要有同志的地方，你就不会饿死！”这话现已不管用了，但是，只要有十字架的地方，你就能找到你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真的。

　　　　这就是我得救的故事，我就这样信了主。这是神的恩典，是他将我寻回。

苏联的克格勃（KGB）

　　　　之后，我被送到克格勃牢房。一进兵营，两个士兵就用刺刀把我衣服剥开，然后将我摆进盛满雪的浴白，拼命用雪搓我。然后又用镊子掐我，我痛了就抗议他们虐待犯人，他们说：“这下好了，知道痛就好了。”我这才明白他们天天这样对付我，是在医治我的冻伤，不然我的腿可能废了。

　　　　起先苏联军方不相信我就是张伯笠，因为根据他们的情报，张伯笠应在秦城监狱服刑。后来有位将领来看我，告诉我为了中苏友好关系，他们决定送我回中国。翻译的士兵是个好人，教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求救。于是，我提笔写信给苏联总统，写到一半，灵里受到责备：我为什么求人不求神呢？神既然救了我一次，必会救我第二次。于是，我将信撕了。

　　　　我开始禁食祷告。狱方以为我又绝食抗议了，在天安门绝食不够，到这儿来绝食。他们怕出人命，就拼命用佳肴诱惑我。有次炊事兵烧了碗罗宋汤，热腾腾的美味摆在我面前。我常在俄国文学作品里，读到贵族如何喜爱这道汤。现在，我在彼得大帝的故乡，眼前这碗道地的罗宋汤，对我的引诱真是大。靠着主我胜过了。后来，他们强迫我喝牛奶和葡萄糖，说是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定，我才开始喝些牛奶。

　　　　一九九○年一月份，有天牢房突然打开，进来几名士兵，把我眼睛蒙上，架上卡车。约莫六小时车程，我们来到原来躲藏的那个草堆。四五十名士兵手持冲锋枪散开，一位上校拿着红外线望眼镜要我看，那时大约下午五点多钟，天都暗了。他要我记住：东边有个解放军团，离我约八里路；西边是解放军中队，离我有五里路；只要朝着中间走，就不会走进军营去。

　　　　接着他对我说，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因为苏联不想得罪中国，也不想得罪关心民运人士的西方国家，因此决定让我自己走，自生自灭。他说：你既信神，就求他保守你吧。

　　　　感谢主，他真是垂听我的祷告。还记得我向那上校说：“我跟你打个赌，起码两年中国政府抓不到我。”他问我为什么，我告诉他两点理由：“第一，上帝和我同在。第二，中国老百姓掩护我。”

　　　　我想这话说得太满了，就这样，后来我真的又躲了两年。现在，我祷告不敢再乱说话。

荒山里的鲁宾逊

　　　　走了两天两夜，才找到一户人家、喝了第一口水。为了不给别人带来牵连，我躲到深山里住。我那基督徒姐妹经常给我送食物，她来这儿要走一百多里路，其实她有子女、孙儿要照顾，非常忙碌。每天，最盼望的就是姐姐的来到，我渴望和她交通分享。我最长有三个月之久，不见一个人，因为大风雪把路都封死了。

　　　　在山里两年，最难捱的就是孤独。没有人和你说话，没有人听你说话，这滋味真难受。记得我向神祷告说：求你别让我失去说话的能力。我真是害怕，自己有天会得失语症。因此，每次向神祷告，我就出声音；此外，也大声唱诗歌，森林就是我的听众。

　　　　然而，这却也是我和神最亲近的日子。当一个人这样孤单的时候，他才会紧紧抓住耶和华，仰望耶和华。而神也每每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，向我显明他自己。在这样孤单的时刻，我时常有蒙恩的感觉，我深信这一段日子对我大有助益。

　　　　头几个月，我得了奇痒无比的皮肤病，痒到我对着树皮磨蹭，把皮肤都磨破，掉下一块块肉来。姐听说醋有效，让我抹上醋，痛得我简直像上刑。后来，她跑了一趟哈尔滨，买来一瓶药，这皮肤病才治好。因为皮肤病痒到我无法入睡，我就拼命伐木，砍到筋疲力尽，好倒头就睡。到了春天，已经砍下一大堆木头。本来我睡在地洞里，此时灵机一动，何不像鲁宾逊一样，盖个木屋居住。于是我盖了一栋两房的木屋，梦想着有一天，妻儿搬来与我同住。

　　　　有时我会打些鱼和野兽，冒险拿到镇上卖。换了钱，就买日常必需的盐巴和火柴，多余的钱存起来，准备寄给我的妻子。有一天，我奢侈点，买了一本朋友写的书，叫《雪舍黄昏》(????)，另外买了两根油条。在大陆油条都是用报纸包的，在离婚广告栏里，竟看到一则和我相关的消息：“张伯笠，你的妻子李燕提出离婚诉讼，限你三个月之内到法庭，否则缺席宣判，一切后果自行负责。”

　　　　我非常难过，顿时丧失了再往下走的力气。妻子和女儿是逃亡中极大的精神支柱，不论多少艰难，我都忍下来，我都活下来，因为我有个盼望，不能让年轻的妻子有一天失去丈夫，不能让只有十五个月大的女儿，长大了没有爸爸可叫。

　　　　回想在天安门的血泊中，妻子信誓旦旦，说绝对会等我回来。谁料在我忍受这么多苦难之后，等待我的竟然是一纸通告，用报纸对我进行离婚通缉令。我的妻子怎能这样绝情呢？我心里生出一股怨恨。

破碎与交托

　　　　我连祷告的力量都丧失了。我对主说：“主啊，这就是你对我的破碎么？你连一点我自己的东西都不留给我吗？”但对主我不敢怨，我对他有敬畏之心，我求他指教我。

　　　　回到山上，望着满天星斗，我不知道此刻妻子在哪颗星星底下，她在想什么？我的孩子在哪里？我年迈的父母禁得起这样的打击吗？在祷告中，神给了我引导：爱是须要饶恕的，爱是不计较人的恶。主说如果你爱她，你就该知道怎么做。

　　　　于是，我给妻子写了封信，告诉她对于她所提的离婚诉讼，我第一是理解，第二是理解，第三还是理解。我感谢她过去所带给我的一切幸福，让我有一个丈夫和父亲的名份。也感谢她两年来对孩子的照顾，想也知道她们过得有多苦。而我只有一样祈求，请她把孩子带大，孩子已经不能和父亲在一起，她不能再和母亲分开。

　　　　然而，最残酷的是，当我决定逃离中国，一个朋友告诉我，我的妻子为了再嫁，把孩子送人了。我为我的孩子哭泣，哭她有这样忍心离她而去的一位父亲和母亲，她是多么可怜。我恳求朋友带我去看女儿，虽然有公安二十四小时监控她，虽然公安对我下了格杀令，女儿是逮捕我的诱饵，但无论如何我要去看她。

　　　　她住在一个农家，已经不是当年我怀中那骄宠的娃娃了，脸上都是风吹的裂纹。长得黑黑胖胖，穿著骯脏的衣服，都四岁了，我不知道她怎么长大的。我远远地看着她，她正在院子里喂狗。朋友不让我靠近和她说话，因为公安刚开车离开，可能是吃饭去，随时会回来。但我实在忍不住，跑过去和她说话。

　　　　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爸爸叫什么？”我问她。

　　　　“张小雪。爸爸叫张伯笠。”

　　　　“你爸爸呢？他怎么没来看你？”我再问她。

　　　　“爸爸在北京大学念书，爸没毕业，毕业后就来看我。”

　　　　女儿不认识我了，我难掩心中的悲苦，不顾朋友反对，要和女儿相认，要她喊我一声爸爸。我摘下伪装的警察帽子，对她说：

　　　　“你看看我是谁？我不是警察。”

　　　　“说不是警察的才危险。那是便衣警察。”她竟然知道什么是便衣警察。

　　　　“你一定看过照片的，你认一认，是爸爸啊，叫声爸爸。”

　　　　女儿楞了一下，似乎认出我来了，但就是叫不出口。

　　　　“爸时间不多，得走了。你叫声爸爸啊！爸爸毕业后来接你。”

　　　　她还是不开口，我塞了些钱给她，她问我是不是给姥姥的，我点了点头，朋友发动车子催促我上车。就在我失望要离开之际，女儿跑过来，趴着车窗，喊着：

　　　　“爸爸，这是你的吉普车吗？你将来坐这车来接我吗？”

　　　　我的眼泪，顷刻间一涌而出。

　　　　女儿何等聪明，用这样的方式叫我，我对女儿说：

　　　　“你要乖乖，爸会让奶奶接你回去。等爸爸毕业，爸一定来接你…”

　　　　车子随即飞奔而去。一路流着泪，我将女儿交在主的手中。人世间的父母何等不可靠，只有主最可靠，耶稣基督所赐的才是真正的平安，我求神保守女儿平安长大。

逃出中国

　　　　用了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偷渡到香港。在那儿换过几十个住处，都是我不认得的陌生人家，但没一个把我出卖。之后，我到了美国。从王老四又变成张伯笠，人生发生剧大的变化。第一个星期，我到美国国会作证；布什总统接见我、称赞我是世上最勇敢的人；然后又到联合国大会发言；不论是在美国还是法国，成天有记者采访我。我整个人都飘了起来，发现世界有这么多好东西，我住在五星级的大饭店，望着华丽的泳池，和自己的小木屋相比，第一次了解什么叫天壤之别。

　　　　美国政府给我最好的条件，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、一边学英文。校长说只要我英文考过550分，就可以无条件进普大，选任何专业、给我全额奖学金。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，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，我也感谢他。然而，每回我祷告，我总不敢面对自己在雪地所承诺的：要为神所用。这样的闪避，使我和神的亲密关系有了隔阂。渐渐地，我连教会都不爱去了。

　　　　第二年秋天，我到日内瓦参加大会，晕倒在会场。回到美国，住进普林斯顿医院，经过一星期的诊察，医生宣判我得了末期肝癌。

　　　　这是我人生第二次面对死亡。

　　　　开始化疗后，我的头发脱落、我的脸变形。我不敢照镜子、拍相片。美丽、健康、学问和聪明，都不能叫人得救，这些都会如飞而去。我不断地向神祷告，我知道我得罪神了。

　　　　起先，我还和神辩解。主，你岂不知道读普林斯顿大学，是我从小的梦想吗？主，你得让我安顿下来，我才好服事你啊？我和主不断摔跤，最后，我屈服了。我知道神在意的就是我服事他，履行我对他的诺言。然而，我也知道多少基督徒生病，也死了，神并不医治一切疾病。这时我赶紧给教会打电话，请牧师来为我施洗。教会弟兄姐妹就在病床前带我作了决志祷告。

　　　　那天，我给妈妈打了电话。医院特别恩待我，随便我打多长都没关系。

　　　　这是两年来，第一次和妈妈讲话。我和妈妈说，我信了主，请求她一定要信主，将来才能见面。妈妈听不懂，因为她不知道我病了，快死。我一急，就哭了。妈妈连忙叫我别哭，说她一定会信，会看我寄给她的圣经。

　　　　那天我在森林里走，不断地流泪，我作了这样的祷告：

　　　　“天父，这是你的恩典，我多么感谢你。让我向妈妈传福音，领她归主。求主保守我的家人每天和你亲近，带领还没有信的家人，让他们都能打开自己的心，归向你。也请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。”

　　　　后来，有朋友至大陆，带了我的见证录音带给妈妈。妈才知道我受了多少苦，一九九五年，母亲信主受洗。如今，我的女儿也信了主。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喜乐。 出死入生重新出发

　　　　有一天，我在医院接到一通台湾打来的电话，台大学生会的一位同学对我说：

　　　　“张伯笠，我们知道你快死了。想请你回国来医病，也看一看台湾的民主化。你一生追求民主，要死也死在自己的祖国嘛。”

　　　　在台湾退辅会许历农将军协助下，我住进荣总。医生为我预备“六四”病房，给我最好的待遇。第三天，有位冯沪祥教授带了蒋纬国将军来看我，蒋先生一见我就哭。他说看见我，就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。他从身上拿出一片黑纱，他说是六四那天太太给他缝的，没有一天不戴在身上。他告诉我他从没忘记六四天安门的孩子，只有等到六四沉冤得雪，他才会拿下来。他知道我病得很重，嘱咐我要祈求上帝保守我。第七天，医生、主任和院长都来到我的病房，对我进行宣判，要我别害怕，也别欣喜，他们说我根本不是肝癌，是肾脏病。

　　 　　我欣喜若狂，我知道：神应允了我的祷告。

　　　　那天，我向神兑现我在雪地里所作的祷告：我若活过今天，我要全部为主所用。但是，我求神给我两年时间，为民运效力，否则我无法对得起六四死难的朋友。神真的照我所求为我成全。

　　　　在荣总两个月后，治愈出院。接着两年，我担任了许多民运机构的职务。一九九六年底，我辞去在普林斯顿大学、为余英时教授作的研究工作。正式奉献作传道，由王永信牧师主持奉献礼。我一边上神学，同时加入赵天恩牧师的中国福音会，专门向大陆传福音。

　　　　我时常想念救我的姐姐，有一天再见面，我要和她分享这一切奇异恩典。告诉她神怎样使用她，不只带领我成为基督徒，更成了传道人。像保罗劝勉提摩太，我也当“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作传道的工夫，尽我的职分。”到我离世的时候，但愿我也能如保罗说道：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；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；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赐给我的。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”(提后四5~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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